01导读

作者简介

祁和平，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文艺学、英美文学研究。

内容摘要ABSTRUCT

美国“新生代”女作家伍美琴的小说《裸体吃中餐》中食物和烹饪一直贯穿小说的始终，饮食作为“文化象征”在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聚焦于“食”，解析女主角露比作为华裔美国人对于本族裔文化由疑惑、冒充到超越的过程，正是中餐让她意识到华人血统和文化是她内在的文化基因，因而无法否认和逃避，但是可以结合出身和自我认同，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多元文化的身份。这是一种比较圆满的应对文化焦虑、确认个人文化身份的方式，也是全球化多元融合时代实现个体超越的存在实践。

关键词：《裸体吃中餐》；伍美琴；食物；华裔美国人；身份认同；少数族裔；美国文化

02正文

年出版的五卷本《伯克希尔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中收录了一条由阿德里安·卡顿（AdrianCarton）编撰的食物的定义：“食物交换行为将人类与其他物种、与不同地区的其他人群、与神明的观念联系了起来”，使得食物成为“生物和文化方面世界史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卡顿认为，食物不仅对文化身份具有核心作用，甚至可以说整个人类生活都是“围绕着追求营养这个目标在社会中发展而成的”。

文化人类学一直是食物与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核心学科，其研究的预设前提是所有食物都属于文化，甚至是一种“文化制品”。人类所种植的农作物、所畜养的家畜无论生长在自然环境中还是野生环境中，其生物环境或者基因都经历了“自然选择”，这种选择性意味着它们是文化的产物。而且，人类总是在选择自己所享用的食物，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选择。食物从生产到被人类消费，整个过程中一直充盈着文化含义。人类生产食物的时候，不仅使用天然食材，还会创造专属于自己的食物。我们不仅是猎食者，更是食物的生产者。获得了基本原料之后，我们在厨房里用火和通过长期摸索而形成的技艺烹饪食物，在这个准备过程中食物的性质或形状发生了改变。然后，我们开始享用食物，依据食物所包含的营养、所体现的经济水平和象征价值对食物进行选择。经过这样一系列的程序食物逐渐成为塑造人类身份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一种最为有效地表现和传达自我身份的手段。

人类喜欢一起进食，与他人一起进食这个行为不只是为了满足身体机能，同时还具有交流作用，因而进食过程中的行为举止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食物可以被定义为是一种精心打造的社会现实，这不仅指食物本身的营养价值，也包括其消费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因素。营养和环境都具有象征性价值，两者通常密不可分，互相勾连在一起。在集体性的进食仪式中，有一整套规则限定人们特定的身体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明确划定行为的范围，将那些不了解这些规则因而也不遵守这些规则的人排除在外。尽管这些手段实施的方法和意义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将参与集体进食的自己人和外人分开。

罗兰·巴特在《论当代食物消费的心理社会学》中提出了他的“食物交流”理论。林德·布朗和凯·米塞尔（LinderKellerBrownandKayMussell）认为，巴特借用符号人类学家的方法，以结构主义视角将饮食塑造为一个文化系统，指示读者如何“将这些系统看做是各种语言”，由此“使这一文化系统隐含的意义明确显现出来”，以便“发现存在于表层交流之下的深层结构”。此外，符号人类学家还认为“当文化的某一个方面（比如，一种食物类型）具有一种功能性作用时，它也具有一种符号价值，它与其他符号并存，共同构成各种复杂的交流系统”。巴特在文中揭示了一些符号的意义，号召学者拓宽食物的概念。他认为食物不仅仅是“能够用于数据学和营养学研究的某一类产品的集合”，应该将这一概念拓展为“一个交流系统，一组意象，一套有关用法、情境和行为的规约”。依据巴特的观点，在这个系统中，“食物总结并且传递一种情境；它构成一条信息；它具有指示作用”，因而成为“可靠的食物语法”中的一个“真正的符标”或“隐喻”。

巴特还例证了经由这些可食的“指示单元”编码的文化信息不仅与食材的内容或“物质”有关，还有赖于食物的“准备技巧”、消费“习惯”或是消费语境，即这些意义单元如何、为什么、何时、何地、由谁来准备和消费。为了证明内容和语境之间的这种关系，巴特采用语言学家的转换生成分析法，观察在现实中当语境发生变化时物的文化意义是否有所改变。他以面包和咖啡为例，追溯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间出现的各种语境变化，验证的结果是“食物是一个有机系统，有机地融入它所属的某种类型的文明之中”。

因而，食物是构成个人身份的一个主要的文化符号。烹饪和进食作为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行为，在主体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美国华裔文学中有关烹饪的小说和诗歌作品很多，例如：黎锦杨的《花鼓歌》，雷霆昭的《一碗茶》，赵健秀的《唐老亚》和《吃完就跑的午夜人们》，李立扬的诗，雷祖威的《野人来了》，任璧莲的《典型的美国人》和《莫娜在希望之乡》，以及谭恩美的《喜福会》等作品。

《裸体吃中餐》出版于年，是美国“新生代”女作家伍美琴的处女作，是她在布鲁克林学院读研究生期间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正如书名所显示的一样，这部小说以食为主线，叙述华裔纽约女孩露比，在自己出生成长的皇后区和代表美国主流的曼哈顿区之间徘徊、追索、确认自我文化身份的历程。小说对露比回家时的矛盾心情做了亲切而真实的描绘，着力探求家庭纽带所承载的各种无法摆脱的文化重负，出版之后引起了美国评论界的注意。食物的准备和消费过程在小说中起到了突出作用，刻画逼真，而且充满爱意。

本文基于巴特的“食物交流”理论，聚焦小说《裸体吃中餐》中的食物以及准备食物和食物消费的过程，探讨“食”作为一种物质的文化符号，在文化身份认同方面对于游移于美国主流文化和华族文化之间的边缘个体的表征意义。克鲁斯等认为：“身份的建立，无论是个人身份还是集体身份，都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普遍而重要的方面。”小说的主人公露比是出生并成长于美国的第二代华裔，她或多或少接受了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趋向，把自己看做是美国人。但是无论她是否情愿，由父母遗传而来的相貌特征和文化基因让她不得不面临美国社会的排斥和种族歧视。像所有流散、移居于美国的华裔一样，露比处于中美两个社会、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由此产生了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危机感。程爱民提出了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中华裔美国人追寻族裔身份的三个阶段：否认、商讨、杂化。在此基础上，本文借用巴特的“食物交流”理论，通过食物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揭示露比经历了从疑惑到冒充到超越这三个阶段，最终克服焦虑和危机，建立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心路历程。

一、我是谁？食物与文化身份

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是一个由食物生产、节日礼仪和意识形态构成并彼此关联的系统。而在华裔美国人主体性的形成过程中，食物和饮食尤其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颇为明显的一点是，美国主流社会正是通过对华人饮食方式加以呈现和挪用而完成了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化。美国的各类媒体和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对华人饮食的种种非议：中国人什么都吃，他们吃老鼠，吃狗，吃猫，吃蛇，吃蟋蟀，吃猴脑。这些说辞以夸张的方式扭曲了华人饮食，对美国的华人进行诋毁，甚至妖魔化。美国的主流文化要么将华人饮食呈现得令人作呕，要么就将之异域化和浪漫化。无论采用何种方式，东西方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对等的。欧洲菜系总是居于主导地位，而亚洲菜系只是作为一种对照或陪衬出现的。其次，食物和饮食不仅仅是生存的必需品，更是一部华人生存、变通、混杂、逆境求生的物质史的导引。历史上华裔美国人与食物之间结成的关系是他们世世代代在异域他乡艰难谋生的产物。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将华人带到旧金山，但是种族主义法律禁止他们开采新矿。为了谋生，许多华人被迫转行，进入农业、渔业和餐饮业这些没人愿意干的辛苦行业。年美国的第一家中餐馆在旧金山正式开业，到20世纪20年代中餐馆风行美国，当时美国的华人中有1/4都在从事餐饮业。由此食物生产、加工和服务成为华人在寄居国立足谋生的手段，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因而，美国华裔文学中出现丰富的有关烹饪的内容，是美国移民法、有限的职业选择和媒体呈现三者共同作用，将华裔美国人种族化、性别化和阶层化的结果。

在《裸体吃中餐》这本小说中有许多场景都是围绕做饭和吃饭来写的，饮食作为“文化象征”在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比尔德沃斯和凯尔所说，“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摄取营养，我们也在摄取味觉经验，而且在一种真正的意义上，我们也在‘摄取’财富和符号”。依照苏珊·凯尔斯克的解释，“身份认同问题在饮食方式中得以完整地展现出来——包括如何准备食物、吃饭、上菜、食物禁忌以及如何谈论食物。”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研究食物的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食物消费常常是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总的说来我们吃什么以及不吃什么取决于我们所属的群体”。

采用哪一种身份不仅仅是自我认同的问题，还要实施相应的行为，比如食物的准备和消费行为，以此从外部对身份认同加以确认。理查·阿尔巴在《族裔身份：白人美国的转型》中这样解释：“千万不要把身份简化为一个心理问题，即，将之单纯地化为自我观念和内心意向之类的术语”，身份问题会具体化为个人的行为和关系模式，这种在行为和经验方面的表达也同样重要，因为“无论个人与某种族裔背景产生了多么强烈的认同感，如果这一认同不能体现为行为和经验，便无助于维持族裔性”。因此，无论个体是意欲重建自己与本民族族裔文化的联系，还是渴望融入美国主流文化，都必须将个人认同和个人情感以具体的行为显现出来，而烹饪和饮食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是自我认同切实而具体的表现。

露比出生在美国，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她与中国文化的联系是通过父母传递给她的代际记忆和饮食方式建立起来的。露比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虽然移居美国多年，而且鼓励孩子们说英语，却完全保留了华人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方式。他们每天煮茶喝茶，以大米作为主食。富兰克林回香港相亲，与蓓尔初次见面时，周围的亲朋好友问他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是否每天都吃肉，他回答说他想念中国，希望有人和他一起说话，一起吃米饭。蓓尔和富兰克林结婚后飞往美国，飞机上提供的餐食是芝士三明治，蓓尔不喜欢三明治的味道，禁不住问身边的老公：“这个国家里的人难道不吃米吗？”尽管富兰克林向她炫耀说芝士是美国最好吃的美食，蓓尔只是摇摇头，“望向窗外的云朵，又白又大，就像是切开的面包，她使劲地看呀看，不管怎样，母亲碗里堆的如山一样的米饭不见了”。在中国的南方，米饭是一日三餐的主食，对于这对来自中国南部的夫妻来说，米或米饭代表着业已远离的家园，以米为基础的烹饪和饮食方式是确认和维系他们族裔身份的日常物质基础。

菜系使社群内部在想象中变得团结一致，同时也借助于味蕾和饮食实践将人们分层，依据文化、宗教、种族、族裔、性别、年龄以及阶级等进行各种划分，形成一种经由食欲和欲望而实施的霸权主义。这种霸权主义在我们身上产生的影响比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霸权主义更为明显。如果我们不接受另一种文化，就会厌弃那种文化中的饮食活动。在《裸体吃中餐》中，露比的父母习惯于去露天市场买活鸡活蟹回来宰杀烹饪，这在中国文化中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实践行为。露比的父亲常常徒手捏死厨台上的蟑螂，拧断鸽子的脖颈，扯掉乌龟背上的硬壳，这些宰杀小动物的场景让露比感到惶恐不安。小说对于富兰克林杀蟹的过程作了一番细致的描写：

他从罐子里拣出一只螃蟹，从后面捉住，以免手指被蟹爪夹住。露比看见蟹爪一会儿张一会儿合，只见父亲用一只手将五条蟹腿握拢，然后将蟹壳从螃蟹的身体上扯掉。当壳与柔软的内脏撕裂时发出咔嚓一声。透明的果冻状的心脏仍在跳动。他伸手去拿下一只螃蟹。蓓尔把螃蟹砍成四块，那个心脏仍然在跳动。

这个做饭的场面血腥残忍，令人心惊，也让露比产生强烈的反感。20世纪后期美国早已进入高级资本主义时期，在跨国资本主义市场中肉类的消费地与生产地、肉制品与活的动物是分离的，经过一系列加工、运输、包装和营销的商业化过程，中间隔了一层华丽而温情的面纱。直接从生鲜市场买来活物宰杀烹饪，是农业时代的肉类消费模式，这在倡导文明、崇尚审美的美国主流社会看来，原始而且低劣。在这种文化霸权主义中，“自己宰杀活物”的肉类消费模式将中国移民与常规的美国家庭区分开来，这让露比意识到她父母的移民身份和相应的阶级地位。露比对此感到羞耻，她拒绝吃餐盘里横竖杂陈的蟹腿，看着父亲用牙啃螃蟹的样子，“露比希望降生在一个不用自己动手宰杀活物的家庭，不用住在洗衣店后面，而且父母能够时不时地互相说上几句话”。

罗兰·巴特在《论当代食物消费的心理社会学》中说“整个‘世界’（社会环境）存在于食物之中，并且以食物作为象征。”[3]26谈到广告的功能和影响时他认为“食物的首要功能是纪念：食物使人们能够每天都参与（我在此所说的是法国主题）到本民族过去的历史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说法国人借助于食物体验到了某种民族连续性。”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说来自父母的有关中国的负面记忆和讲述，与洗衣店相连的杂乱拥挤的家居环境，以及原始野蛮的食物加工方式，这些都构成了露比的文化身份中挥之不去的种族基因。实际上日常饮食使得她每天都在重温中国文化的过去，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以饮食的方式存在于她的生活之中。然而，在家庭之外的学习、工作和社交环境中她又身处美国白人的主流文化之中，如何实现由少数族裔向美国人的同化过程，以及如何在这两者之间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

二、“冒充”的艺术：食物与种族和阶级

沃纳·索勒斯（WernerSollors）在《超越种族身份：美国文化中的自我认同和血统世系》中详述了同化过程中的心理认同因素，他说一个人只有接纳他想要归属的群体的价值观，才能够实现同化。人的身份不仅由出身或血统等“各种‘实在’的关系”决定，这也是一个自我认同的过程，作为成熟自由的个体、作为“自己命运的建筑师”，我们具备选择自我身份的能力。为此，索罗斯对“那些具有多样化背景的美国人或是认同自己是美国人的作家所写的作品以及写这些美国人的作品”进行分析之后说，“可以将族裔文学看做是大量文化产品中的一部分，它们告诉新近来到美国的人们，同时提醒上了年纪的人们‘这个国家的庆典礼仪和风俗禁忌’，在这个意义上族裔文学为我们提供了美国人身份的核心准则”。他认为身份是可以构建的，身份认同不属于生物学，也不具有原发性，它涉及个人选择，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这样他不仅瓦解了美国人身份认同中将所有非白人、非盎格鲁·撒克逊人、非新教徒排除在外的“出身论”，而且暗示出个人在身份认同问题上所拥有的主体能动性。个人身份可以是美国人，可以是少数族裔，也可以两者都是。

个人既可以通过同化过程获取对于某种文化身份的永久认同，也可以依据时间、地点和环境采用多种文化身份。同化过程要求自我认同，这意味着要经历一个实实在在的心理变化，而短暂的冒充所要求的是举止适当、表现得体，只要社会接受并且承认即可。劳拉·布拉德（LauraBrowder）称“冒充”为“族裔身份的扮演”，认为其功能不同于“同化过程”，它能够混淆并且打乱社会“对于种族身份含义的固化观念”。依据布拉德的观点，“族裔身份的扮演者”试图“冒充一个新的身份，以此从自己不想要的身份的历史陷阱中解脱出来”，因此这种“冒充”的身份是暂时性的，其形成过程较为复杂。

《裸体吃中餐》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露比告诉母亲她打算带男朋友尼克回家吃饭，得知尼克是白人，蓓尔的第一反应是：“他或许不吃中国饭吧？或许他只喜欢土豆和面包？”与蓓尔一样，当富兰克林谈论跨种族婚姻这一话题时也以饮食作为比喻，揭示出饮食内容和方式与族裔身份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说：“是呀，不能把两类不同的人混在一起。也许一开始还行，但是有一天他想吃土豆，而她想吃米饭。人们喜欢吃自己的那种饭。”“你看，他们可以两样都做。再多弄上一个口锅，没啥大不了的。”露比马上回复道。显然，露比也明白两者之间的关联，知道父亲意在劝诫她应该找个本族的华裔男友安定下来。

然而，事实上露比一直试图隐藏自己的华裔身份，“冒充”其他族裔，以此逃脱由自己的出身所构成的历史陷阱。上三年级的时候，班里所有的女生都穿着中式的黑布绣花鞋，惟独露比不穿。“其他女生可以装扮成华人，她羡慕她们，因为她们对此可以轻易地做出取舍，就好像早晨系上鞋带，等放学后再把鞋带一踢就解开了一样。等她长大了一些，她总想着要扮演黑人、白人或波多黎各人之类的角色”。露比嫌弃自己的家，当她离家去上大学的时候立志要做一个“正宗的”美国女孩。她买了新衣，不想让人看出她来自少数族裔杂居的皇后区。写诗饮酒，与新结识的朋友彻夜畅聊，打破美国人心中华裔学生都是书呆子的印象。她不停地与男生约会，即使有了固定的男友，还时不时与陌生人浪漫偶遇，最终她变成了一个沉溺于性爱、主张女性自由的“荡妇”。通过暂时性的身份冒充，露比试图改变自我身份，由他者身份变为正宗的美国人，因为“美国主流社会经常通过饮食方式……对少数族裔或各地区的人进行归类”。这种身份的转换一开始看起来很美好，但是现实生活中她的族裔身份和美国人身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要切断自己与祖辈相传的文化之间的联系，内心必定会心绪起伏、痛苦万分。所以她采取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分开的两分策略：在公共空间吃美式餐，以求融入主流文化，而在家里和私密空间则保留本族裔的烹饪方式和饮食习惯，表现出个人身份中的族裔性和区域性。

自从尼克和露比开始交往，他一直想去露比家看看她成长的环境。当他应邀去露比家吃饭的时候，这种两分策略试图调和的两种文化身份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虽然尼克是犹太裔，并非正宗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但是在露比面前他仍然具有明显的种族优越感。尼克的妈妈不喜欢露比，嫌弃她是中国人。所以，露比害怕让尼克看到自己的家，因为她家拥挤杂乱，洗衣店与家连在一起，缺乏明确的家庭功能分区，而尼克的家则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样子：独栋的房子，有单独的院落，房间整洁舒适，花园绚丽美观。这两种家居环境之间的强烈对照显示出两个家庭在族裔身份和社会阶层方面的差异和优劣。

露比之所以想要隐藏自己的华裔身份而冒充其他族裔，显然是因为她意识到了种族与阶级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两者甚至常常成为彼此的代名词。美国出台的一系列《移民法案》使美国白人和美国华人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华裔美国人大多从事低收入的体力劳动，即使是专业人士，薪水也不高。作为一个被种族化、性别化、被剥削的群体，华裔美国人既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退休金。他们大多聚居在唐人街，生活拮据，艰难度日。华人处于美国社会的底层，面临的职业选择十分有限，正如《裸体吃中餐》中所写，当富兰克林带着新婚妻子返回纽约，打算自己开店时，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开餐馆，要么开洗衣店。

食物不仅为人类提供营养，维持生存所需，还能区分不同的种族和阶层。同样是在美国，穷人与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饮食在种类和数量上大不相同，而华裔美国人的菜系在美国白人和黑人的眼中更是别具异域风情。在区分不同的饮食方式时，人们总是认为自己的食物比别人的食物更加干净卫生，而且更为健康，更有营养。如何评价其他种族的饮食方式是由我们自己的秩序感所决定的：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应该在哪里做饭，不应该在哪里做饭；哪些食物干净，哪些食物不洁，诸如此类。我们对烹调的食材、过程和方式加以规范，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样将味蕾和新陈代谢社会化，在我们和他者之间进行划界，将彼此区分开来。这种划界不仅仅是对食物的好、坏或洁净、肮脏进行区分，还常常是对某一社会群体进行道德判断的建构过程。人们认为，吃脏东西的人行为也同样龌龊。巴特提到食物问题“与权力价值观紧密相连”，这揭示出“消费者的人类学处境”，而且“动机研究显示某些食物让人觉得低廉劣质，使人掉价，因而人们会尽量避免”。所以，虽然露比生活在20世纪后半期，仍然有同学嘲笑她以鸽子、乌龟、青蛙和狗为食，因为这些动物在西方文明中是餐桌上的禁忌，因而这也成为东、西方文化在饮食方面所划定的一条泾渭分明、不可逾越的界河。

三、餐桌上的抉择：超越种族的多元文化身份

建构一个为社会所接受并且可行的文化身份，不仅要经历自我认同和行为确认，除了心理和行为因素外，还存在社会因素。瑟沃卢德·伊萨吉（WsevolodW.Isajiw）评论说，身份“是一个具有双重边界的问题，一个是由社会化过程所维系的内在边界，另外一个是由群体之间的各种关系所形成的外在边界”。这暗示出身份不仅是一个社会化的内在心理过程，也是外部社会对于自我认同接纳或者拒绝的过程。正如玛丽·沃德斯（MaryC.Waters）所言，身份是“自我归属和他人归属”的结合。有些人由于自己的出身而在社会压力下被迫接受某种族裔身份。虽然沃纳·索勒斯主张在身份问题上所有美国人都是自由的主体，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身份，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社会为个人选择自己向往的身份设置了障碍，对此他感叹道：“在一个公民出身背景如此混杂的国家里怎么可能形成共同身份呢？如果不重返有关出身的种种神话，如何能够将不同之处说得清楚明白？”这说明在美国这样一个重视出身血统，以出身定义种族和文化身份的国家，自我认同遭受到种种限制。《裸体吃中餐》中作者通过露比对于食物的选择表现出自我认同与族裔出身之间的这种张力。

露比厌弃自己的华裔身份，一直想逃离皇后区，做一个真正的美国女孩。她吃美式餐，流连于蛋糕店和酒吧，并且有意无意间只交白人男友。有一次露比和尼克裸体吃晚餐时发生了激烈争执，事后尼克坦言：“就在刚才那会儿，你穿着浴袍站在那儿，不抱我，甚至也不看我——你知道当你那样做的时候，当你离我好远好远的时候，会让我发狂的——那时候我心里在想，站在我房间里的那个丑陋的中国女人是谁呀？这会儿你在我身边，好美。我一点儿也没觉得你是中国人”。尼克的这番告白让露比幡然醒悟：在尼克的内心，她始终是一个带有异域风情的“中国娃娃”，而华人则是丑陋的代名词。她意识到，尽管做一个“正宗的美国女孩”是她的自我认同和追求，但是美国主流文化并不认可她的美国身份。因为她出生于华人家庭，所以无论她如何努力，仍然被定义为外族，永远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

虽然在邀请尼克去父母家吃饭之前，露比一直为自己的华人身份感到自卑和胆怯，但是当尼克来到露比家与她的父母一起进餐时，露比却在无意识中仍然选择中餐的礼仪标准对尼克进行评判。尼克在餐桌上不知谦让，举止粗鲁，露比感到隐隐的不快。当在她与尼克最后一次在一起并且吃裸体晚餐的时候，这种不快变得清晰而强烈。在华人的餐饮文化中，大家共享餐桌上所有的食物，礼让为先，互相关爱。与亲朋共餐，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更是表达关爱、传递情谊的重要的非语言方式。看着尼克把鸭肉塞进嘴里，露比了无食欲，拒绝吃盘中的残羹剩菜。随后她又想起尼克吃面条撒的满盘都是的样子，这时她开始认真的考虑是否应该离开尼克，结束这段恋情。露比的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来似乎“毫无缘由”，实际上是她就餐桌礼仪进行的一种文化身份的选择。蓓尔认为：“吃饭不懂规矩比找野女人还要糟。”显然，露比赞同母亲的看法，一个成年人应该懂得体贴和关照别人。所以，尽管尼克作为男友在很多方面都看似完美，最终还是因为“不懂得吃饭的规矩”而被露比拒绝了。

小说中露比一度试图由少数族裔变为真正的美国人，在经历失败之后她尝试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此前在定义自我身份的过程中，露比的情感处于饥渴状态，未能得到满足。后来她认识到否定自己身上所沿袭的华人特质并且以此来转变身份，这是愚蠢的做法。于是，她开始着手建构一种兼具混杂性和包容性的永久的文化身份，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便是准备和消费源于各种不同文化的食物，以此满足自己的生理和情感需求。她的梦想是去烹饪学校学习，成为法式大餐的主厨。同时，她也对中餐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露比搬进曼哈顿的女生公寓之后，她和尼克一起去餐馆吃饭。邻桌的中国女孩点了一条油炸全鱼，有条不紊地将整条鱼从头到尾吃得从容利落。露比一直盯着看她吃鱼的样子，艳羡不已，同时又感到一丝遗憾：“我妈从来没教过我”。于是她备好食材，给母亲打电话，询问“怎么烧补血的汤，豆浆能保存多长时间，以及怎么做黑酱海鲈鱼诸如此类的事”。此时的露比不再困惑，她搬入曼哈顿，从地理空间上明确自己的酷儿身份，同时由少数族裔聚居的皇后区向纽约市中心区曼哈顿的空间移动也象征着露比摆脱身份的拘囿，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信心和决心。小说的尾声设置在露比的曼哈顿公寓，房间里的电话留言机上响起蓓尔慢悠悠的声音，她在指导露比如何做中餐菜式“黑酱海鲈鱼”。

四、结语

纵观美国华裔文学史，其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便是不断追寻、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流散和移民是引发身份认同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华人自19世纪开始，背井离乡，大规模移民美国，身处一种错位的文化氛围之中。社会环境和文化体系的变化使得他们丧失精神家园，在心理上失去了归属感。美国华人文学自上个世纪初开始发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台湾学生赴美留学，呈现出第一个高峰，以聂华苓、白先勇等作家为代表。此后相继出现了一大批以汤亭亭、赵健秀、谭恩美为首的美国当代华裔作家。到了20世纪末、新世纪之初又有一批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华裔女作家在当代美国文坛蔚然兴起，其中包括刘琦芬、刘恺悌、张岚、伍美琴等。美国的华人作家历经百年，持续不断地通过文字书写，努力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精神家园。放逐与流浪，精神迷失的痛苦，文化追寻的酸楚，夹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之间自我的迷失、追寻与建构，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母题。

对于第一代华人移民，时空的断裂是造成他们身份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旅居异国他乡，由此导致的社会地位边缘化对原有的身份带来一定的冲击。他们既不愿回到祖居国，又不被旅居国完全接受，这就造成了身份认同的某种不确定性。他们的群体归属感变得模糊，由自己所处的边缘化地位而引发出不同程度的痛苦和焦虑。但是中国在他们的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而且他们大多与母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身居异国，但是通常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比较明确的定位，始终认为自己是客居异乡的华人。第二代华裔则截然不同。他们讲流利的美式英语，在美国的学校就读，了解并接受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对其祖辈的中华文化反而知之甚少。但是另一方面其明显的相貌特征让他们感到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与众不同，因而无可避免地遭受到美国社会的排斥和种族歧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中国文化的隔膜感与美国社会的排斥欺凌，使美国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华裔处于中美两个社会、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由此造成了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危机感。

中国学者魏全凤将美国和加拿大的新生代华裔女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就她们作品中共同存在的身份焦虑、自我反思、文化融合等主题作了存在符号学的研究，从多重叙述视角的维度分析《裸体吃中餐》中的复调叙事，并且注意到了烹饪饮食经验在其身份建构中的符指意义。的确，《裸体吃中餐》里女主人公露比的身上投射出美国“新生代”华裔女性所面临的身份困惑或者无身份的焦虑：一方面她们想融入美国主流文化，获得接纳和认同；另一方面她们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始终被定义为文化上的他者。露比有关食物的犹疑和选择例证了一种确立个人身份的较为圆满的方式，即结合出身和自我认同，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多元文化的身份。由此我们看到，新生代华裔女性“以边缘的姿态和后现代的颠覆视角对当今的全球化多元融合时代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和存在反思，与此同时，她们又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为文明进程中的个体超越进行了不断超越的存在实践。”

注：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

李向辉

网络编辑

李于颖

审核

斯丽娟

原文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