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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个午后，吃完自制蔬菜沙拉后，翻开这本《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的。

沙拉已经是大城市年轻人的一种阶级标签，我极力想摆脱这种对自我身份概念的建构，以证明自己的独立性，但却没想到阅读这本书让我陷入一个更大的怀疑中。它让我不得不审视我自己的童年和出现在我童年的食物，毕竟，我是在肯德基举办过生日派对的小朋友之一，同样，我曾经也经常享用百事可乐，以及哇哈哈公司开发的儿童饮料。这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些再平常不过的场景，却让我的童年完完全全掉到了这本书的理论里头。

肯德基、生日派对、我邀请了别的小朋友、我的父母（在我的要求下）做了这个决定。肯德基的员工们都一律穿着有粉红色衣领的Polo衫和工装裤，他们说话尾音上扬，总在不停地擦桌子、拖地，以保证整个环境的清洁。我们坐在落地窗旁边，身后是肯德基为小朋友们准备的小型游乐场，窗明几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总忍不住往我们这儿多看一眼，虽然负责买单，但我的父母并不清楚鸡米花和圣代到底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一会儿还会有肯德基的员工来唱生日歌，我一方面觉得不好意思，一方面又觉得这是一个bigmoment。

以上这一些，每一个因素都是年代和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和他们的父母在亲历的社会转型，这里面有父母和子女权力关系的转变、有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对中国带来的影响，有独生子女如何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实现自我认知和成长。

这些场景和事物，对于我这样一个出生于市场经济、计划生育时期的中国儿童来说，实在是有一些长远的意义的，譬如从感性上说，它让我觉得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的父母很爱我。但从这本书的审视来看，我和我的父母都不过只是在这个社会变革浪潮中随波逐流罢了，和任何一个家庭一样，我们面临中国的巨大改变，觉得很新鲜，却也觉得很难应付。

这本新书的主编景军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他和几位人类学家一起早在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的独生子女和父母中间做田野调查，全书由9篇论文组成，围绕五个议题展开讨论：「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饮食营养，二是儿童食品产业在中国的兴起，三是国家科学育儿话语，四是全球消费文化对中国家庭生活的渗透，五是饮食变迁伴随的社会认同和价值观变迁。」

他们称自己的调查对象为「小皇帝」，这个称呼意味着中国的这群儿童，无论是在当时家庭中的地位、社会中的权益、消费领域中的作用，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他们调查「小皇帝」在当时吃的食物，在社会人类学里，食品消费总是被作为一个象征系统来分析，这个象征系统通常被认为反映了消费者的经济地位、群体身份、政治权力、宗教信仰、教育成就和审美观念。

在中国，食物也总是被用来传递社会价值观，例如，经历过饥荒的一代人会把节约粮食、不挑食作为一项美德对后代进行教育；一些出现在文学作品里的食物，比如林昭在监狱里写下对美食的想念，对读者而言，就是对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呼唤；在某些特殊时期，可口可乐——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也变成了自由和现代化的象征。

书里的资料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在当下看来，用景军的话说，仍然是充满了「悖论、矛盾、反差甚至具有讽刺意涵的现象」。那时候人们面临工业化、国家政策、全球消费文化，以及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的快速崛起，在新旧交替之间、在科学与传统之间、在西方与东方之间，人们不过是试图在迷茫中摸索着应对各种问题。

变化要从年农业改革说起，这一改革对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们从仅有粮食和蔬菜，到终于能在日常生活中吃上食用油、肉、禽和鸡蛋。这一变化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健康问题，这些问题在后续又进一步被商业化的影响加剧。

商业化影响到不同年龄的群体，其中，儿童又是最坚定的消费者，他们受到父母和祖父母的宠爱，「根据年的数据，大部分中国城市夫妻要将他们总收入的40%至50%花在孩子身上，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城市儿童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收到了大约50亿美元的零花钱和压岁钱。这一数字相当于蒙古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同样是一项年的调查，在针对北京的户城市家庭调查之后发现，孩子决定了70%的家庭消费，与此相比，美国的数据是40%，研究者也指出，在食品和饮料消费上，北京儿童对父母的影响是美国儿童的两倍。

糖果、饼干、薯片、冰淇淋、饮料等通通出现，中国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都加入进来，「儿童食品」产业终于在这个时候诞生了。这是一个新名词，年的《辞海》里面没有这个词，那时候大家认为儿童在断奶之后的饮食结构和成人没有太大差别，鲁迅对自己童年食品的回顾也大多是蔬菜、水果。

而如今，鲁迅式的这种乡愁对象恐怕要变成汉堡、冰淇淋了。如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所言：「饮食作为一种深嵌的习惯，是如此接近我们记忆的核心、性格的结构和有意识的行为；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自我主体的一部分。」

锦衣玉食的小皇帝

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伯娜丁·徐（BernadineW.L.Chee）对北京的独生子女进行了调查，她采访了这些孩子，和他们讨论他们对食物的喜恶，和其中的心理。她发现他们虽然「锦衣玉食」，但也「压力饱尝」，他们虽然享受着父母的宠爱，但也承担着父母的控制，同时，他们还面对着来自同辈的压力。

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甚至感同身受的例子。

张月是一位口才很好的女孩，有一次一位同学带来一个新大陆牌的冰淇淋，张月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冰淇淋」，这位同学告诉她，这是市面上最有名的牌子，很早之前就有了。张月疑惑：「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放学之后赶紧就去买了一个，「虽然挺好吃的，但那时是冬天，我牙齿都冻坏了。」

伯娜丁说，很显然，张月是受到同学尖刻评论的影响后才去买的那个冰淇淋，对此，张月告诉她：「我碰到没吃过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都会立刻买一个。我不得不去尝试新东西，不然和同学聊天时会插不上话。」对于张月来说，购买、消费流行的食物对融入社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同样的例子还有高天俊，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他很体谅父母，总是说「有什么，吃什么」，但他仍然无法避免同学带来的压力。有一次，高天俊要求父亲给他买一个和路雪冰淇淋，价格不便宜，对此，他向父亲解释，有一次同学问他有没有吃过和路雪冰淇淋，他告诉同学吃过。同学又问他味道怎么样，他回答说好极了。

高天俊的父亲告诉伯娜丁：「事实上，孩子之前并没吃过。他害怕别的孩子笑话他，讲了违心话。为此，我得买一个让孩子尝尝。」这件事让他很不舒服，讲到这里的时候，伯娜丁注意到高父热泪盈眶。

有农村的同学因为没有能力和大家一起分享食物，而被同学打，高天俊说违心话也是这个道理，他害怕被排挤。

沈笠通过追逐时尚消费和分享零食而被同学接受，虽然她的父亲正在监狱里服刑，但她用一大笔零花钱买零食，经常分给同学吃，她也因此获得了稳定的同学关系，有效地让人忽略了他的家庭背景。

这是一个比我们常说的「攀比」更深刻的问题。这些孩子十个有九个是独生子女，对此，伯娜丁分析：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无法建立广泛的手足关系，除非有亲近的堂兄妹，否则他们只能从同学中选择结交自己的密友、保护者和资源共享者。

心理学家也观察到：同龄人群体能够帮助孩子发展出自我概念——其他同龄人对待一个孩子的方式，以及这个孩子被他人接纳或排斥的状况将会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优缺点。

读到这里，我也才意识到，我要求父母带我去肯德基过生日，并邀请亲近的同学一起，并非是感受父母对我的爱，而是在寻求自我的身份认同（那时候我的妹妹还没出生）。

而在这种时候，家长通常是妥协与默许的。

在伯娜丁的研究里，大部分家长都把孩子的口味看成餐桌上的头等大事。高天俊的父母尤其明显，他们改变自己习惯的烹饪方式来为儿子做饭。

沈笠则不管母亲如何央求都不吃蔬菜，张月则是通过在吃饭问题上和父母讨价还价来获得零花钱。「通过从父亲那儿搞到零花钱，张月得以摆脱母亲对她吃方便面的控制」，伯娜丁这样写道。

作为独生子女，中国的儿童具有惊人的权力，他们成为他们的父母实现父母身份的唯一机会，他们的成功与欢乐也就成为父母给予希望和付出努力的唯一标尺。

景军举了个例子，家长陪小孩去吃麦当劳，看着孩子吃，自己不吃，「这就有意思了，体现了儿童的权益。儿童可以说我不吃家里的东西，我不吃跟你一样的东西，我要吃myfood，这是一个权利意识，随着『我要吃我的食品』，『我要拥有我的空间』的意识就会出现了，现在有了儿童屋，专用卧室，因为ifIhavemyfood，就必须有mythings，有我的东西就得有myspace，有我的空间就得有我的时间，我的隐私，我的自由。」

同时，伯娜丁认为，父母身上还有詹姆士·克尼尔提出的「补偿综合症」——他们总想给孩子提供自己小时候不曾有过的物质财富。而计划生育减少了孩子的数量，市场经济又增加了可以用在孩子身上的资源。

这里面却难以掩饰食物在不同代际件存在的难以调和的差异，这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一个笑话是，父亲给女儿窝窝头当早餐，看到女儿轻蔑的眼神，用责备的语气告诉她：「你不要忘了你的阶级出身」，回忆起自己童年要是有窝窝头做早餐那多幸福啊，女儿这时反驳说：「你的阶级出身是窝窝头，我的是巧克力。」

但另一方面，父母们也在靠此也在加强对孩子的控制。伯娜丁也考察了一些会对孩子进行饮食控制的家庭，有的家长会控制小孩吃巧克力和冰淇淋，不给小孩零花钱。伯娜丁问周荣有没有吃过和路雪冰淇淋，周荣说自己从没想过这个事情，父亲对他表示赞赏，说他非常懂事。有意思的是，这些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和前途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狂热的